信贷决策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转轨过程，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结构调整历程，大致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的银行经营风格，也经历过不同的两大阶段。如果以1996-1998年问中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央银行体系建立为特征划分的话，在这之前是第一阶段，经济体制的特征是短缺，与之对应的金融体系则以银行问接融资为主。在这一阶段，银行普遍地进行粗放式经营，其管理制度所能提供的信贷官雇佣合约不仅不是最优条件，而且在风险的约束和控制方面也相对较弱，其中很多质量不高的信贷决策甚至是道德风险的信贷决策发生，其经验结果就是大量银行坏账的产生；2O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第二阶段，中国经济的总特征从卖方市场全面转向买方市场。这一阶段，随着我国金融制度改革和银行商业化的推进，巴塞尔标准的实施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银行不仅追求效益的冲动开始占了上风，而且金融风险意识逐渐增强。于是，在国家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形势下，各个商业银行开始收缩战线，压缩基层银行机构，上收贷款权力。从各国有体制下商业银行具体的管理制度来看，信贷官的激励并没有达到最优激励条件，同时以“贷款责任终身制” 等为体现的风险约束制度普遍地推行。这一阶段，惜贷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货币信贷传导机制也出现了阻塞现象；新世纪以来是第三阶段，我国各商业银行结构纷纷进行股份制改造和现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逐渐从制度上系统地建设有效的激励约束相容的机制，其结果是有效提高了行业竞争环境，以及银行系统的信贷决策水平，从而直接产生了我国银行体系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坏账率的下降和行业盈利能力的增加。

然而，从整体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性优化的方向看，我国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仍然需要持续的效率提升和结构改善。这需要以各商业银行持续建设激励相容的管理制度，以引导合格的信贷官尽职尽责，并把握住来自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层面和各种规模的投资机会。不管在任何金融结构下，投资机会和信贷机会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收益和风险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同的风险结构有着不同的收益机会，能否抓住信贷收益并控制信贷风险，关键在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对称，而这就取决于信贷官的行为策略选择。然而，信贷官对投资机会信息的识别从而做出信贷决策的工作，却是一件辛苦而有风险的信息工作。所以，信贷官作为代理人，不仅需要适当地激励，而且需要适当地风险补偿，以引导其行为策略最有利于银行价值最大化。因此，从银行管理制度方面对信贷官提供适当的收益和风险相对称的激励机制，将有助于银行的信贷效率提高，并由此构建保证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微观基础。

综合上述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应根据风险控制原则，加强对风险贷款投放的授权控制，适当下放低风险贷款审批权限。同时，应科学制定合理的信贷工作激励机制和信贷管理风险责任制，承认客观风险存在的合理性并给予信贷官适当的工作激励，防止不合理的风险考核责任制挫伤基层信贷官寻找信贷机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促使信贷官努力做到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对称。此外，由于转轨期企业情况的复杂性，更加需要激励信贷官进行信息的实时跟踪。这些措施的推行，将有利于从制度方面保证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